党史故事
杨延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上海享有盛誉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同时又是党的秘密工作战士。年热播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男主人公张公甫，与国民党中统、军统斗智斗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张公甫就是以杨延修和他的领导卢绪章为原型塑造的。
广大华行的重要创始人
杨延修，原名杨连生、杨再之，年1月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贫苦家庭。7岁来到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后在上海英商、法商洋行做过练习生、职员，其间曾入夜校学习，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不做亡国奴，他应招成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第三届团员。“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包括杨延修在内的多名团员宣誓签名组成服务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抢救难民。《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杨延修所在的童子军团担架队才撤回上海，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杨延修深刻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抗战才会有出路。
年，为了抗敌御侮谋求活动经费，杨延修与卢绪章等其他四位青年集资元（当时币值），在上海成立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的邮售业务公司广大华行，杨延修负责包装业务。到年，公司营业额每月达到数千元。为了招揽更多客户邮购业务，除了“广大华行”的招牌外，公司另外加挂“海思洋行”“友宁行”招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业务蒸蒸日上。年底，杨延修等公司创始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会议，总结前一年半的工作，规划今后的工作。经过讨论，公司决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国活动，将早日建立进步的有影响的青年社团作为广大华行的主要目标。这一决定对以后广大华行成为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广大华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为了在洋行职员中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在杨延修、卢绪章推动下，年10月，以广大华行、海思洋行为核心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成立。联谊会经常举办时事讨论会、专题报告会，组织洋行职员举办读书会、参加军事训练班和救护队等。年9月，党组织在联谊会建立党支部。
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并于年4月取得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C字号核准的登记证，取得合法公开的社会团体许可证。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延修任“华联同乐会”理事、秘书处主任，后又兼任服务部部长，同时担任同乐会党团成员。同乐会成立以后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文娱体育、会员福利等服务活动，并以此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党的秘密工作。到年夏季，华联同乐会拥有会员1万多人，成为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公开合法团体。
年9月，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物色党的干部，去国民党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秘密任务。鉴于广大华行有一定经营基础和社会基础，多年的经营业绩良好，并在西南大后方有分行机构，拥有一条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到西南的交通运输线路，熟悉各方面人物，且广大华行创始人中卢绪章、杨延修、张平3人是地下党员，这些党员素质较高，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和华联同乐会中表现突出，江苏省委经过慎重考虑，于年年初决定以广大华行作为掩护，并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由周恩来亲自指导，党对广大华行党组织一般是单线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联系。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使这个机构长期保存下去。杨延修随后被上海地下党调往昆明工作。为了承接好党交给的秘密任务，广大华行决定进行改组。年6月，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讨论通过了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方针、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等。会议选出杨延修等5人为董事，杨延修任公司副总经理。
化解昆联社危机
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上海很多机构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全国各地在昆明开设的诊所和医药商店日益增多，广大华行认为昆明有国际通道，经香港或经越南海防均可畅通，不会因战事中断交通，决定在昆明设立分行。上海广大华行定名为广大华行上海分行。年1月，广大华行昆明分行正式成立营业，这是广大华行在西南大后方成立的最早一家分行。昆明分行抓住有利商机，业务发展迅速。年，杨延修由广大华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升任昆明分行经理。为广泛联系国民党政界、军界上层人物和企业界人士，以及为公司在西南地区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杨延修决定仿效上海华联同乐会的组织形式，在昆明举办昆明业余联谊社（简称“昆联社”），开展业余文化娱乐活动。杨延修任昆明业余联谊社主席。
杨延修利用业务工作关系，先后结识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兼三青团副主任委员刘志寰、云南省商会会长严燮成、昆明市商会会长周润苍，以及当地金融实业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实权人物。年春在昆联社举行的第二届“征求社友”活动中，裴存藩担任征求队名誉总队长，王齐兴、钟韵琴为名誉总干事，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绳曾、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云南省政府军医处处长周晋熙等20名市政要人担任名誉队长。龙云还为《昆联社特刊》题写刊名，裴存藩题词“敬业乐群”四个字。这些为广大华行在西南地区的业务发展和掩护党的秘密机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社会基础。
然而，意想不到的危机正悄然向昆联社逼近。年7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带领一批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社。他们封锁交通、把守大门、阻止进出、进行搜查。杨延修临危不惧，不慌不忙地出示印有“上海广大华行运输经理、上海永平保险总行总经理、上海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水险部经理”等头衔的名片，向来人表明身份，并声明昆联社是合法团体，开展的都是正当的抗日群众活动。由于杨延修他们早有准备，敌人一无所获，悻悻而归。尽管敌人没有抓到有力证据，但昆联社党支部认为这次突击搜查绝非偶然，他们意识到一场严重政治迫害已经开始，必须严加防范。当晚杨延修即在宿舍内清理销毁党内文件。第二天清早，党支部经过认真分析，认定敌人并没有搜查到任何违法证据，因此一方面应利用当地国民党中央派和地方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因遭受突击搜查而引起的社员的不满情绪来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社员的同情与支持，开展合法斗争，向敌人进行反击。
第二天，杨延修约请当时任昆联社监事长、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一同去云南省党部讨回公道。张军光是个很有背景和活动能力的高级政客，拍着胸脯对杨延修说：“杨兄，这事有我，一定叫他们好看！”杨延修和张军光一同见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陇体要。当时陇体要正在主持讨论昨晚搜查昆联社的事件。张军光向陇等陈述事件经过，要求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迅速采取切实措施，以防止事态扩大。陇体要故作惊讶，他知道昆联社与政界、军界多有联系，且早就听说事态不妙，觉得再僵持下去，很难收场，他当即厉声斥责正在身边的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书记樊汝平，樊无言以对，一时十分尴尬。
为了平息昆联社社员的不满，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不仅返还了在昆联社搜掠的书刊，而且由省党部书记陇体要出面宴请杨延修、张军光等昆联社20多人。陇体要向杨延修道歉，保证今后仍支持昆联社活动。对于这件事，杨延修向卢绪章汇报后，共同认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后来，卢绪章传达周恩来指示精神，要求杨延修不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的关系，退出昆明地方地下组织，也不和左派人士往来，给外人造成杨延修只顾赚钱做生意的印象。在党内，杨延修只和卢绪章保持单线联系。在杨延修的领导下，广大华行昆明分行成为广大华行地下党组织在西南大后方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
明水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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