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绥化清代被流放的人
流人，是指被流放的人，犯人的一种，流放是古代刑罚的一种类型。流放的人中，有反抗满清压迫而起义的回教徒，有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有追随三藩叛乱的通谋人，有为官不正、或失职得咎、或渎职得罪、或官场角斗失宠的官员，也有因科场案、文字狱而获罪的文人雅士。流放王朝的罪人，是清朝的《大清律》中笞、杖、徒、流、死等五种刑罚之一，流人近的发里，远的可发至里。
中原大地出山海关外，东北寒带地区，荒凉偏僻，原始未凿，人烟稀少，从沈阳直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和瑷珲，遂被劈为流徙要地。盛京、宁古塔、伯都纳、黑龙江等，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流放之地。
那么，绥化清代流人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就请绥化清史专家、民革绥化市委副主委韩鹏宇给您揭秘绥化清代的流人。
辽代，定都上京（今赤峰市），人口向四周扩散，东部延伸至今黑龙江地域（主要位于今泰来县）。当时的黑龙江人口，除原住民外，多为契丹南下掠夺的中原人口。他们被称之为“生口”，作为战利品赏赐给贵族。这些人口具有“流人”的一些特点，例如离家千里之外、被贬为奴等，但因其没有固定的驻守场所，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作“流人”。此时的绥化地区，属前渤海国时期的渤利州地域，因被契丹所灭，本就地广人稀的地域人口更加稀少。考古可证，绥化市附近只有肇源发现有两座辽代古城（刹什海城、乌拉尔基城）。因此，这个时期，绥化地域绝大部分区域属于只有原住民游牧的地域，并无流人。
金（元）代，女真族崛起，定都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由于绥化地域距离会宁府很近，人口自然向绥化地域发展。虽然罕有文献记载，但从已发现的30余座金代古城遗址来看，绥化地域在此时期，曾有数十万人口居住。他们重点分布在呼兰河两岸，其中兰西县泥河左岸的郝家子城、青冈县通肯河右岸的后管家城，可能是金代一级城市猛安城（相当于今天的北上广）。上京路与蒲与路之间是一条重要交通要道，沿途有军事驻防。金代的军事驻防，有建城驻防的特点，比军事驻点规模大得多，这些军事驻防的城一般被称作“驿站城”。在这条路径上，明水县的通泉城、对面城、民政城、繁荣城和青冈县的何小怀城、隆胜城都是驿站城。金代把俘虏的宋朝中原人口多流放至冷山（今五常）、五国城（今依兰）、会宁府（今阿城）等地，悲催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就是最典型代表。虽然目前尚无文献可证，此时期绥化地域有流人，但众多驿站城的存在，不排除有流人被充斥到城内驻防的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通过观察冷山、五国城、会宁府的流人流放可反证这种推断的合理性。绥化地域最早有流人出现，应该就从金（元）起算。
明代，黑龙江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司之下设立卫、所。《明史》记载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此时的黑龙江在经过辽、金两代的发展后，人口得到显著增加。而此时的绥化地域，分属兀者卫（北林、兰西东、庆安西）、兀者右卫（青冈、望奎）、兀者后卫（海伦、绥棱西）、塔山卫（兰西、肇东）、纳刺吉河卫（庆安、绥棱南）、阿者迷河卫（绥棱东）、朵颜卫（明水、安达西）。生活在这片地域的主体是女真族各部落，他们后来成为海西女真的主体，形成与建州女真、野人三足鼎立之势。明代初期、中期他们臣服于明王朝，以纳贡的形式表示对中原文明的渴望，这实际是对中原文明的窥测，直到努尔哈赤起兵，并最终走出东北，定鼎中原，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一统江山的伟大梦想。此时期的流人多被流放至三万卫（今辽宁省开原市），海西女真最后因无法忍受来自西北部蒙古兀良哈、鞑靼、瓦刺三部的袭扰，加上明朝对女真的招抚政策，陆续南迁至辽河附近。这导致绥化地域人口锐减，直至清光绪年间，闯关东移民回填绥化地域。所以，明代虽然有流人制度，对于绥化地域而言，非流放地域，而金代流放到绥化地域的中原人口也随着岁月的发展逐渐被同化，最终成为女真族群的组成部分。
清代黑龙江境内大抵有10条驿道，约1万多里，近个驿站，属于现在黑龙江境内的有多里，近个驿站。这些驿站以雅克萨战争初为发端，至康熙三十八年（年），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城，这是一个基于战事紧急设立驿站的历史时期，近30年的时间，密集地设立了黑龙江城至北京的驿站。从康熙三十八年起至光绪末年，黑龙江再无大的战事，驿站随即进入到二百余年的漫长发展时期。
清代，绥化地域的驿站有两处，均位于乌兰诺尔（今肇源县新站镇）至呼兰城这条线路上，设立时间雍正十三年（年），这条线路为北起齐齐哈尔城南至吉林乌拉线路上的一个延伸。以乌兰诺尔为起点，向东北方向至呼兰城，设6个驿站（新安、巴彦苏苏后增设）。这6站分别是博勒集哈、察布齐勒、俄多勒图、布拉克、扎喀和硕、呼兰，其中布拉克（肇东市四站镇）、扎喀和硕（肇东市五站镇）两个驿站位于肇东市。
当时除齐齐哈尔城外，其他地域包括黑河、墨尔根（今嫩江县）、布特哈（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呼兰等地逐渐人烟兴盛繁庶起来，为了促进呼兰城与齐齐哈尔城的交流，卓尔海将军所以于雍正十三年开辟了这条线路。
驿站有两种类型，额设驿站和驻兵驿站。额设驿站有固定人员、编制、经费，没有驻防军事力量。驻兵驿站为军队驻防，人员、编制、经费由军队统筹，主要负责传递军事信息，隶属副都统衙门（黑龙江将军治下二级行政军事指挥机构）。肇东市的布拉克、扎喀和硕两个个驿站属于驻兵驿站。
根据《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咨兵部驿站细册》的记载，驿站的最高官员称站官，由部队领催担任，属于九品之下的无品级官员。每台领催委官一名，差丁十名、马五匹、牛五只。”照此计数，公职人员人数为11人，工资的规定是“差丁每名月给津贴钱二吊”。
日常办公耗损，例如“马匹，每马月支草豆银五分，马匹每年按十分计算，例准倒毙三分，每马补买价银九两。”“牛只每年按十分计算，例准倒毙一分八厘，每牛补买价银七两。”“每台每年应领灯油九十斛，每斛银七分，计用银六两三钱”。
驿站职能，一是传递日常公文、奏折；二是传递军情；三是运送武器、贡品、军饷、邮件。
驿站人口，光绪五年（年），《黑龙江地区各驿大小丁口数（满文）》中记载，“布拉克驿，该驿现有户一百零四，男丁三百零五，妇二百二十六，男童一百二十，女童一百零五。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七百五十六。”11名公职人员，对应家属有人，显然包括的不仅有家属，更多的应是流刑的劳役人员。
光绪五年，《黑龙江地区水师营及各驿新旧汉人户口册（满文）》称：“布拉克驿，该驿现有户三十七，旧汉人二百四十九，新投汉人十二。另，已故旧汉人十一。以上，由委领催凤金保呈。”“扎碦和硕驿，该驿现有户二十一，旧汉人一百六十六，新投汉人六。另，已故旧汉人六。以上，由委领催杨茂林保呈。”这个记载说明了为何布拉克驿人口如此之多，原来除了家属外，还有汉人来投，这个汉人应该就是闯关东的“流民”。“扎碦和硕驿，该驿现有户四十五，男丁二百零七，妇一百五十七，男童一百，女童九十三。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五百五十七。”两台共计人口人，这个人数，密集的居住，已经是屯的雏形了，足见驿站也是黑龙江城镇发展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余还有戍边军屯、闯关东窝棚、马架子房等）。
《龙城旧闻》有明确记载：黑龙江的“站丁系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谪允山海关外，旋由关外各站调拨来江。“屯丁，清康雍间，遣戍罪人分配各城，设屯耕垦，供给兵食，名曰官屯”。生活在肇东市四站镇、五站镇的流民，其祖先凡云南籍，大抵是吴三桂部队兵及随军家属。他们多来自云南省大理府下辖诸县，先流放至山东省各府，后至黑龙江。
流人传递公文、军情、邮件的过程本身即是清代驿站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站官亦称“千爷”，公文自上一站传递至此，千爷登记，填写排单，检查将军火票（凭证）和装有文书的封筒、夹板是否破损，并盖站印图记。当值站丁备好马匹、干粮、武器、关防，穿上专用的坎肩儿，或“马上飞递”纵马急驰或“附驿转递”赶牛车押送。从雍正十三年起算至今，四站镇、五站镇已拥有年的悠久历史，驿站是清代政令畅通的根本保证，流人在其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云南籍流人中多以白族为主体，肇东市四站镇、五站镇流人的后人中仍有保留有部分白族的文化传统。白族有自己的语言，和北方官话发声略不同，虽有一定的融合，但有其特点。今天如果你到四站镇、五站镇，仔细聆听一些人的语言，就会发现他们的舌尖前后音不分，后音常发前音，上声音偏多。流人的饮食因其工作性质而具有快捷性的特点，腊肉、马肉干、煎饼、油饼、饴铬等食物至今广为流传。流人通常同宗同姓不通婚，儿女成婚后，不与父母同居；妇女通常不裹脚，从小学习针线活、做鞋；喜欢穿坎肩儿；内衣和袜子通常为白色，这些白族的民风民俗至今可见端倪。
流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既有其保持一定独立性的特点，同时又有着与汉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两者并非独立平行的两条线，而是最终融汇在一起。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云南籍流人由于驿站不复存在，迫使他们由流人的身份转变为农民，这极大地扩充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本是两个不同的族群由于共同生产生活在一起而逐渐拥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识，相互借鉴与学习，尤其是流人向汉人学习成为生存的必然要求。在这种融合中，的确有着流人传统民风民俗的衰解，但同时也有着相互尊重，接受并保护对方，尤其是汉人刻意保护流人传统习性的行径广泛存在，才使得流人作为传统地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尚不至于真正消亡。
综上所述，肇东市因为清代“扎喀和硕”、“布拉克”两个驿站的存在，客观上存有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的流人文化。它的出现，很好地证明了绥化市作为黑龙江地域的重要城市，拥有着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显然，这对于绥化市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来源：绥化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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